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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婚姻家庭律师案例
发布时间:2018-04-08 发布人:admin

  代 理 意 见

  (2017)苏0102民初3984号

  特别说明:

  本案原告戴某对我的委托人陈女士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是2017年4月,此时,距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公布实施还有8个多月的时间。作为非举债配偶的代理人,在未有法律、司法解释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以推定夫妻共同债务为原则,以严格举证、例外情形有限的情况下,如何答辩、如何有理有据地说服法庭全面查明案情、审慎作出判决,难度可想而知。

  幸运的是,通过本人的努力(搜集调取证据、查阅并援引各地方高等法院的相关意见、案例),成功拉长了诉讼程序,也等来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

  最终,人民法院支持了我方的诉讼主张,委托人陈女士无须对张某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

  江苏冠文律师事务所接受 陈女士 的委托,代理其与戴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根据本案的事实、争议焦点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讼争款项法律关系及履行状况真伪不明,不能认定;即便真实存在,亦为张某的个人债务,原告要求陈女士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如下:

  一、讼争款项涉嫌虚假诉讼,亦存在原告与张某父子共同合作放贷的可能

  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原告与第一被告存在亲属关系且过从甚密。联系到张某开立大量银行账户并持有陈女士部分银行卡、长期套用信用卡资金倒手之后对外放贷的事实;又考虑到戴某根本不具备出借大额资金的经济能力(约55岁、普通的企业员工、月收入3000元左右);加之戴某过分频繁地向张某转账、向自己名下的其它账户转账却标注“款已打,请查询”字样,原告对其不合常理的行为并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原告关于张某每次以“还款”为由向其借款时都向张某的父亲确认是否出借的庭审陈述等。 陈女士作为配偶中非举债一方,完全有理由怀疑:所谓的借款事实根本就不存在,戴某据以主张出借资金、尾号为2169的建行卡是张某借用戴某的名义开立的,该银行卡及账户资金均由张某实际控制,两人不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戴某与张某父子长期合作共同对外放贷的可能性也很高。

  代理人认为,戴某要么没有真实向张某出借案涉资金,要么是对案涉资金用于放贷的用途、回收情况和风险都有着清晰的认知,只有这样理解才可以解释戴某在不具备大额资金出借能力的情况下为何可以如此频繁地向张某“出借”资金,又淡定大方地说出“张某问我利息,我说算了”。就常理而言,戴某收入不高,不可能长期免费帮助张某提供资金用来还债,其主张借贷关系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以认定。以上理解符合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5条综合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认定案件事实的规定。另,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和支持权利成立的事实应当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而认定和支持反驳主张仅需证明权利主张方所依据的事实真伪不明即可。至此,戴某所主张的借贷关系尚不能认定,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法院不宜支持其诉讼请求。

  二、设若本案借款属实,所涉债务应为张某的个人债务

  原告之所以对陈女士提起诉讼,其请求权基础不外乎 家事代理 和 表见代理 两条进路,现分析如下:

  (一)本案借款不属于家事代理的范围

  1、关于夫妻共同生活所需的范围问题

  《婚姻法》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首要的立法目的在于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其次才是基于婚姻家庭生活产生的财产关系。《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 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应当共同偿还。……由人民法院判决”。从当前的主流观点和司法判例来看,夫妻共同生活所需主要包括家庭日用开支、教育、医疗、日常文化消费以及合乎习俗的亲朋馈赠等[该部分详见部分高院的裁判观点和参考案例]。可见,陈女士作为配偶中非举债一方与张某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是有前提和范围限定的。本案所涉的借款明显超出夫妻共同生活所需,原告不加区分地以家事代理和夫妻共同债务的理由要求陈女士承担还款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符合社会的常规认知。

  2、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问题

  最高院民一庭程新文庭长在2015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讲话第三部分明确表示:“对于举证责任问题,我要重点强调一下,……如债权人对夫妻共同债务提供初步证据后,举证责任就转化为举债人的配偶一方……当然如果举债人配偶一方举证证明举债人所借债务明显超出日常生活及生产经营所需,或者举债人具有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或者债务发生在双方分居期间等情形的,举证责任就相应地转回到债权人一方。” [载于民事法律文件解读 总第134辑]。抛开本案借款的真实性不谈,即便原告实际出借了涉讼资金,但原告始终没有对陈女士存在共同借款的合意、借款资金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等进行任何初步的举证。与之相反,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张某具有赌博嗜好、存在不法套现高利放贷等行为;原告对两被告因夫妻感情不和长期激烈争吵、分居、起诉离婚、每次借款都用于“还债”、借款前后两被告未置办任何大额财产等事实知情或者应当知情。

  因此,从举证责任的角度来看,原告以涉讼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陈女士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同样不能成立,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本案借款不存在表见代理的情形

  表见代理的本质在于保障善意第三人的交易利益,认定代理行为有效的前提是 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合同法第49条],也就是行为人在客观上使第三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戴某应对其相信张某在借款时对陈女士享有代理权进行举证。

  在案证据显示,两被告2016年6月正式分居,先后两次起诉离婚,分居前矛盾已经激化,张某甚至当着民警的面威胁要杀了陈女士全家。案涉借款发生时,根本不可能存在张某能够代理陈女士的权利外观。如果原告认为借款是两被告共同的意思表示,应当要求两被告共同签署借条、至少应当与陈女士联系确认借款事宜,原告能够联系到陈女士但没有联系,而是与张某的父亲进行确认,原告还按照张某父亲的指示将2万元现金送至陈女士娘家。从合同法的角度来看,原告的行为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原告明知张某借款还需要其他人员追认方能生效,原告选择与张某的父亲进行追认和确认而非陈女士;二,原告根据张某提供的收款账户信息和张某父亲的借款确认,向陈女士(的银行账户)交付部分款项,该交付行为系合同法向第三人履行的行为,借款合同的相对人应为张某父子而非陈女士。

  原告与张某存在亲属关系,是两被告婚姻关系的介绍人,对两被告的家庭状况、夫妻感情、职业、收入水平有着清楚的了解和认知,原告对所谓的代理行为显然负有更高的注意和善意义务。原告现无证据证明其对张某的代理权进行过审查,也无证据证明其对代理行为进行过追认。借款至今既不存在所谓的“权利外观”,也未尽到善意和审慎的义务,所谓的代理是彻彻底底的无权代理而非表见代理,案涉借款对陈女士不产生法律效力。

  三、本案借款重则涉嫌违法犯罪,轻则属于民法中恶债,不应由陈女士共同偿还

  在案证据表明,张某存在套用信用卡资金高利放贷的行为,信用卡债务现已集中爆发无法如期偿还。其行为同时违反《刑法》第175条高利转贷罪(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即构成此罪)、第196条信用卡诈骗罪第四款(恶意透支数额1万元以上即构成此罪)和第225条非法经营罪。[附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体参考第六条、第七条]。

  抛开上述行为的刑事责任,张某经常出入澳门并办理博彩公司的消费卡,结合张某书写的《承诺书》、张某与陈女士的通话录音,张某具有赌博的恶习足以认定。在原告及张某均不能举证证明案涉借款用于家庭生活的情况下,结合张某自述还有400余万债务的陈述,涉案借款用于赌博挥霍的可能性极高,所负债务属于恶债,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鉴于本案债务存在不法债务的可能,请求人民法院再次对张某进行谈话,对其行为及法律后果作出释明,争取当事人息诉服判。

  四、本案债务性质的认定关系到法律实体的公正与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

  作为配偶中的举债一方,张某称外面还有400大几十万元的债务,该类债务均形成于第一被告与他人之间,陈女士对该类债务既不知情,也未实际享有该类融资带来的任何利益。如果贵院轻易地将讼争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势必出现非因陈女士个人原因却不得不面临接踵而来的各种巨额债务的不利局面,若法院裁判的依据仅为债务发生在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持续期间,势必造成法律上的不公,司法裁判的社会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综上而言,本案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请求法庭驳回原告对陈女士的诉讼请求。

  以上代理意见,请法庭考虑采纳,谢谢!

  江苏冠文律师事务所

  代理人: 张科峰

  2017 年12月6日

  附:

  1、2015最高法关于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节选

  2、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

  4、广东省高院关于审理婚姻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5、最高院张菊法官撰写刊登于人民法院报的案例评析 ——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应以有没有共同生活为标准!

  6、南京中院(2013)宁民终字第3740号民事判决书

  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上案例来自南京婚姻家庭律师--张科峰律师